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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声科
爱洒青藏西行记
    来源:本网站 发布日期:2016-05-26 点击量:3683

超声科  田江克

题记:包虫病是导致藏区农牧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我院通过“精准医疗”落实“精准扶贫”,积极投身中华慈善总会发起的“藏区贫困家庭包虫病患者救助行动”。作为该行动首家爱心医院,我院专家于2015年11月到青海、西藏两地筛查肝包虫病患者,随后将患者接到北京实施手术治疗。本文作者田江克一直为肝包虫患者进行超声检查,他与大家共同分享“刻骨铭心”的青藏行。

接到参加藏区肝包虫患者救助筛查行动的任务,心潮澎湃,思绪万千。十五年前,我就在世界屋脊为运输兵战友保过健康。同事打趣:“听说肝胆外科二中心主任刘振文和他们中心移植外科副主任朱振宇、主治医师孟令展与你一同去高原。你们正好叫“西游医疗队”。刘主任是师傅,你、朱震宇、孟令展是猴哥、二师兄、沙师弟。此次西行,路途遥远,困难重重,做好吃苦准备。”

同事的玩笑话还真灵验。我们就像西游记中写得那样——踏平坎坷成大道,斗罢艰险又出发。        

四位医疗队队员合影

 

困难一:“大块头”难过安检

 

“便携超声检查仪”—诊断藏区牧民是否患有肝包虫疾病的重要工具,不仅价格昂贵、构造精密,而且箱内配有耦合剂、消毒纸巾、检查手套,体重达六十多公斤。此次西行,我将“大块头”带在身边,方便随时开展病情筛查工作。

体积庞大,安装锂电池的“大块头”被安检员告知,不能托运。离开了这个亲密战友,我就好比战士没有枪、作家没有笔、厨师没有锅碗瓢勺,啥也干不成。

“我们是302医院援藏医疗队队员,偏远地区的藏族同胞正等着它检查身体呢!”反复解释,安检员报告上级部门并开箱仔细检查后,同意我们拎着沉重的机器上飞机。朱震宇的右肘部受伤不能伸直,我的左肩部由于出差前一天,为近百名患者进行超声检查,导致肩周炎复发。为了“大块头”不掉队,我俩只能每人“贡献”一支好胳膊,把这个庞然大物提上飞机,并勉强塞进行李架。

未来十几天的行程,我们“享受”到了高原体能训练的滋味。此次西行,“大块头”跟着“师徒四人”穿行与西藏和青海两地,利用它的“火眼金睛”让肝包虫患者身上的病灶无处藏身。

文章作者田江克医生为患者检查身体

 

困难二:高原反应痛苦难耐

 

“西游医疗队”刚到拉萨,就被来势汹汹的高原反应袭击了。我拖着沉重的“大块头”,走不到10步路就气喘吁吁。吃饭时更是没半点胃口,勉强吃下一小碗面条就回住宿地休息了。

当地负责接待的同志,给我们的房间准备了抗高原反应的药物和氧气。躺在床上,浑身凉意从手臂延伸至膝盖和大腿,裹紧被子也无济于事。就在此时,突然感觉一双无形大手猛地从头皮伸进我的大脑,剧烈疼痛无法忍受。不好,因为缺氧造成头部血管痉挛。我挣扎着爬到床尾,颤抖着把氧气管插进鼻孔,平时几秒钟就能做完的事,花了足足两分钟才完成。当氧气缓缓送入身体内,顿时觉得好似阳光照进了身体内,一股暖洋洋的感觉沿着身体播散。慢慢将自己埋进松软的床垫里,迷迷糊糊、似睡非睡熬到了天亮。

第二天一问,其他三人和我一样都没睡着,师傅刘振文有感冒迹象;二师弟朱震宇刚睡着就感觉有双大手掐他脖子,被憋醒了;沙师弟孟令展的反应最大,头部剧痛难忍。在日喀则市到萨嘎县汽车上,更是脸色煞白,说话有气无力,只能靠吸氧维持正常呼吸。这位外科主治医师,双手颤抖半天也拿不准氧气面罩,雾化罐里的水洒得满身都是。我连忙为他带好氧气罩,孟令展一点点蜷进了自己的羽绒服里,紧闭双眼。

我望向车窗外,青藏高原湛蓝的天空和平坦的公路、虔诚的朝圣者映入眼帘。

刘振文主任与患者交谈

 

困难三:难眠的萨嘎“初夜”

 

经过6个多小时的车程,“西行医疗队”于傍晚到达萨嘎县。这里平均海拔4600米,地广人稀,天气寒冷,街道上见不到几个人影。晚饭颇具高原特色,面条、馒头、米饭都是用高压锅做熟的。

我们入住的宾馆大堂里放着巨大火炉,不仅烧煤,也烧牛粪;电视没有信号,屏幕里只能闪烁雪花点;因为气压低,热水壶里的水虽然沸腾,但是喝到嘴里却是温的;卫生间每天只供应三个小时凉水,有水时,自己用水桶接好,洗漱、冲马桶都是它。

当地接洽的同志把一个个氧气罐搬进房间,并再三嘱咐我们穿衣睡觉,防止感冒。言谈话语间我了解到,因为萨嘎县进入了枯水期,电力供应不足,宾馆里的空调柜机是“样子货”,取暖只能靠床上铺的电热毯。为了让我们房间里能够使用电热毯,他们协调电力系统专门供电,而自己的房间里只有照明电源,电热毯、空调都没有办法启动。

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,我心里百感杂陈,默默奉献在青藏高原的工作人员,常年守护在艰苦基层,每年才能和父母、妻儿短暂团聚一次。我们挂在嘴边的奉献艰苦,此时显得如此苍白。

朱震宇副主任为患者普及防病知识

 

困难四:摩肩接踵的就诊潮

 

开始工作的清晨,“师徒四人”顶着熊猫眼起了个大早,此时当地卫生院早已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肝包虫疑似患者。有些人坐了四五个小时的汽车,凌晨就到达了卫生院。见到身着戎装的北京军医,大家脸上露出淳朴笑容,不停和我们点头示意。

我打前站,先进行超声检查,遇到阳性病例,交给刘振文主任和朱震宇副主任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和治疗史,再确定进一步治疗方案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尽管知道肝包虫被誉为寄生虫疾病里的“癌症”,很多人的B超检查影像,还是让我触目惊心。被高原紫外线照射成健康的黝黑的皮肤下,原本健康的肝脏此时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包虫病灶。很多人已经接受过手术治疗,肚子上留有两到三条蚯蚓状伤疤。

大多数疑似患者为女性,她们常年任劳任怨地照顾丈夫、孩子,管理家里的牲畜,但由于卫生条件差,防病意识薄弱,往往成为包虫病的高发人群,只能在辛勤的劳作中,默默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痛苦。作为外科医生,刘振文主任和朱震宇副主任恨不得马上为患者解除病痛。

午餐时间,看着不少藏民手摇经筒,静静地守候着接受检查。我随便扒拉了两口当地卫生院准备的盒饭,就赶回了诊室,心里暗下决心,要让在场的每位藏民都能接受筛查。就这样忍受肩周炎疼痛满负荷工作了两天。直到送走最后一位藏族阿爹,我才意识到肩膀已经疼得抬不起来。

我们师徒四人虽经历重重困难,但不虚此行,能为藏族同胞保健康是军医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看见我筛查出的阳性患者陆续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,医者的职业荣誉感油然而生,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尽快康复,永远绽放质朴笑容。